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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商圣范蠡  

2015-04-02 16:31:19|  分类: 知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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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商圣范蠡

春秋到战国的巨变

从春秋到战国,由于生产力的提高,生产效率、生产果实明显增加。经济发展,社会变化,造成社会制度的不平衡。动荡、变革,贵族制向平民社会发展,传统制度如宗法制、世卿世禄、井田制、工商食官、学在官府在动摇,依附性减弱,社会活化。

春秋讲“尊王”,战国无人讲;春秋贵族“世卿世禄”制,战国开布衣卿相之局;“田里不鬻”变成土地可以买卖;从“工商食官”到私人商业、手工业出现;从“学在官府”到学问下移,新兴士阶层出现。春秋时代,生产力得到发展——铁器的产生,牛耕、水利事业、施肥的推广,青铜制造、手工业的发展。铁器是当时最实用的工具。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的发展。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人活跃,城市发展,商人的自由度提高,不限制在一个地方从商。

到了战国,变法与改革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;变法与改革充满了曲折与反复,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。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,出现了地主制度经济和活跃的士阶层,社会结构出现新格局。

铁器的普遍使用,生产力水平提高,社会经济得到新发展。战国是一个战争时代,兼并战争激烈,合纵连横,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,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,思想文化科技取得新成就。

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,出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;贵族阶级的分化,也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。战国初期,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;同时,商人、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,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。春秋末期,农奴大量出现,其称呼隐民、私属徒、宾萌、族属等。

原属官府的工商,春秋末期已有很多人成为拥有不同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个体工商业者,其中还有少数人成了大手工业作坊主和大商人。此时独立的商人也出现了。如弦高、范蠡、子贡等。司马迁认为,由于子贡的经商足迹遍布天下,孔子的名扬天下有子贡经商宣传相得益彰的影响。

随着农业、手工业生产的发展,社会分工的扩大,农夫要“以粟易械器”,手工业工人要“以械器易粟”,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。贵族、官僚、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,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大量的奢侈品。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,于是,民间商业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。当时到处都有不合法的市场,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列国也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,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了。

孟子曾追叙商业生产的历史:“古之为市也,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,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,必求垄断而登之,以左右望而罔市利。人皆以为贱,故从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”

春秋战国的商业交换活动有两大类,一类是远距离的货物运输——行商,一类是某个区域内货物的聚散——坐贾。战国有的富有大商贾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,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。如魏国大商人白圭采取“人弃我取,人取我予”的方法,获取其利。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,他经营可以获利百倍的珠宝,与各国贵族、官僚打交道,后来竟爬到了秦国丞相的位置。

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变化,由贵族到平民,人的变化非常重要。战国的社会结构,使人拥有流动的自由、从商的自由、思考的自由。这就是范蠡生活的时代。

 

   奇才范蠡

范蠡,子少伯。楚国宛城三户(今河南南阳)人。生于约公元前536年,约卒于公元前448年。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中国古代商人的鼻祖,中国最早的慈善家。“忠以为国,智以保身。商以致富,成名天下。”(李斯语)

范蠡,越国大夫,上将军,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商业家。范蠡扶助越王勾践,卧薪尝胆,十年教训,十年生聚,终于完成复国大业。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范蠡深知越王为人长颈鸟啄,可以共患难,不可共安乐,审时度势,激流勇退,弃官从商,避开了政治漩涡。

但是,范蠡的历史评价并不高。班固《汉书古今人表》将他列为“智人”;刘劭《人物志》说:思通道化,策谋奇妙,是谓术家,范蠡、张良是也。我认为,这种评价贬低了范蠡的价值,范蠡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从政坛退下来之后“二次创业”的人,可能范蠡不是“忠臣”,他离开了勾践,历代君主不会表扬这样的人,范蠡的名声远不如诸葛亮、岳飞等有名的忠臣。

范蠡出身贫寒,但聪敏睿智、胸藏韬略,少年有志,时人未知。《越绝书》里说他“一痴一醒,时人尽以为狂。然独有圣贤之明。人莫可与语”“被发佯狂不与于世”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中说他“佯狂倜傥负俗”——假装疯癫,很洒脱,与一般人的行为不一样。

时任宛县县令的文种,有政治抱负,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,共同干一番大事业。他对范蠡早有耳闻,觉得此人不俗,很想请他出山,派小吏前去联系。小吏回来说:“范蠡本国狂人,生有此病。”文种却独具慧眼,听后哈哈大笑:“吾闻士有贤俊之资,必有佯狂之讥,内怀独见明,外有不知之毁,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。”(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)。文种还认为“狂夫多贤士,众贼有君子”(《越绝书》),所以亲自去找范蠡。在第一次遭到范蠡恶作剧后,文种再次上门表示了诚意。两人“抵掌而谈”“终日而语” “疾陈霸王之道”“志合意同,胡越相从”。由此可得知,人才的出现,必须有伯乐的发现。而一个人才必备两个条件,一是才华,二是身体。

大约在公元前511年,范蠡25岁左右,和文种离开楚国,先向吴国进发。将到吴国的时候,发现吴国已有两位名人——伍子胥和孙武。我们知道,过多的顶级人才集中在一个单位,未必是什么幸事。而相对力量较弱的越国,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。当时的越王勾践,吸纳了范蠡与文种。

范蠡从政

范蠡从政,是他人生的转折。他的行为举止放荡不羁,人性率真,颇有道家风范,但他并非颓废,不是悲观主义者,在内心,范蠡还是有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。他的思想特征,可称儒道互补或外道内儒。

公元前496年,吴王阖闾攻打越国,然而在檇李(浙江嘉兴)之战中大败,被击中脚趾,因伤势过重,不久死去。吴王阖闾且死,告其子夫差曰:“必毋忘越!”(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)

公元前494年,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,准备向越国报仇,打算先发制人,再来个檇李大捷。范蠡力谏: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,气盛而不骄傲,辛劳而不自夸有功。勾践不听范蠡劝谏,执意出兵。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。

果然,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。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,“卑辞厚礼以遗之,不许,而身与之市。”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“今不灭越,后必悔之”的进言,罢兵而归。

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,越国战败过了两年,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,他想带文种。范蠡愿随勾践同行,说:“四封之内,百姓之事……蠡不如种也。四封之外,敌国之制,立断之事……种亦不如蠡也。”可以看出,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,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。

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,到吴国帮助夫差,而范蠡毫不动摇,很坦然说道:“臣闻亡国之臣,不敢语政,败军之将,不敢语勇。臣在越不忠不信,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,用兵与大王相持,至令获罪,君臣俱降,蒙大王鸿恩,得君臣相保,愿得入备扫除,出给趋走,臣之愿也!”

在夫差病时,范蠡还指使勾践尝夫差之粪便,迷惑夫差。这是范蠡导演、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,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。经过此事,吴王被深深地感动,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。而在政治当中,掺入了个人私情,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。

战争之后,越国几乎跌到谷底,且其在复兴之时,要慎之又慎,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。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,务积谷,不乱民功,不逆天时。先抓经济,继而亲民,稳定社会。施民所善,去民所恶。协调内部关系,内亲群臣,下义百姓。有人生病,勾践亲自去慰问。有人去世,就亲自去办丧事。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。一系列的措施,使百姓得到安定。

为了提高军事力量,范蠡重建国都城。在建城的过程中,范蠡建了两座城,一座小城,一座大城。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,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,面对吴国的方向,不筑城墙。这样就迷惑了夫差。重视军队训练,提高士气,增加战斗力,组织了敢死队,以最高金额奖励。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,范蠡又投其所好,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,以讨夫差的欢心。还向夫差进献美女,消磨夫差的意志。

公元前476年,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,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,北上中原争霸,使国力严重消耗,后方空虚,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。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,国力强大,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。公元前473年,吴军全线崩溃,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,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,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,允许保留吴国社稷,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。勾践动摇了,这时范蠡站出来,陈述利弊,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。夫差自杀的时候,想念起伍子胥,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,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,遂蒙面自杀。

儒商鼻祖

灭吴后,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。勾践极力挽留,并威胁他说,如果坚持要走的话,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。但范蠡并不动摇,决然地走了。

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,说高鸟已散,良弓将藏,狡兔已死,良犬就烹。越王为人,可共患难,不可共富贵。然而文种不听。果然,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:“子教寡人伐吴七术,寡人用其三而败吴,其四在子,子为我从先王试之。”种遂自杀。

范蠡辗转来到齐国,变姓名为鸱夷子皮,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。戮力垦荒耕作,兼营副业并经商,没有几年,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。范蠡仗义疏财,施善乡梓,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,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,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。他喟然感叹:“居官致于卿相,治家能致千金;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,已经到了极点。久受尊名,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。”于是,才三年,他再次急流勇退,向齐王归还了相印,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。

一身布衣,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(今山东肥城陶山,或山东定陶),在这个居于“天下之中”(陶地东邻齐、鲁;西接秦、郑;北通晋、燕;南连楚、越)的最佳经商之地,操计然之术(根据时节、气候、民情、风俗等,人弃我取、人取我予,顺其自然、待机而动)以治产,没出几年,经商积资又成巨富,遂自号陶朱公,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,乃我国道德经商——儒商之鼻祖。史学家司马迁称:“范蠡三迁皆有荣名。”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:“与时逐而不责于人。”

范蠡丰富的经营思想,都值得我们重新认识。注意选择经商环境,把握有利时机,运用市场规律,做事有准备,不盲目。据时而动,得失均衡。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。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,超时以待,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。

“知斗则修备,时用则知物,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。”知道要打仗,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,知道货物何时需用,才懂得货物的价值。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,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。

抓住现时得时无怠,因为时不再来,天予不取,反为之灾。其三是从时而追。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,指出从时者,犹救火,追亡人。

销售理论,贵出贱取。贵出如粪土,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,要果断出手。贵上极则反贱。贱取如珠玉,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,要像珠玉一样买进,贱下极则反贵。

三八价格,农末俱利。范蠡以为“夫粜,二十病农,九十病末,末病则财不出,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,下不减三十,则农末俱利”。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,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;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,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。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,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,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。

积着理论。“积着之理,务完物,无息币。以物相贸易,腐败而食之货勿留,无敢居贵。”要合理地贮存商品,加速资金周转,保证货物质量。

待乏论。范蠡主张把握商机,候时转物。他遵循经济丰欠循环论经商,提出“待乏论”,不要人等货,应让货等人。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,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。

薄利多销。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,薄利多销,不求暴利,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,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、求义的原则。

范蠡“富好行其德”,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,天道使然。《老子》有云:“圣人不积,既以为人已愈有,既以与人已愈多。”范蠡从人有盛衰、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,不祥的道理,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从范蠡丰富的人生经历,我们可以把握到他的精神,我想应该包括: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;健全的人格精神;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;真诚经商、智慧经商的精神;回报社会的无私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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